如松:第一名将是怎么练成的?

我们都知道唐朝有诗仙李白,正如杜甫所说“李白斗酒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,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但李白对唐朝的贡献却绝不仅是诗词,诗仙还是一位算命先生,由于其卓越的算命功力,还差不多挽救了唐朝一命。

公元735年,唐朝还处在开元盛世,李白参阅并州军防时,遇到一位正要接受军法处置的校尉,李白一看,大吃一惊,对众人说:“此人目光如火照人,不十年当拥节旌。”李白的意思是说,此人潜力无穷,不出十年,就是一人之下的重臣。如果别人说出这样的话,估计会让人笑掉大牙,在唐朝,校尉的品阶低于最低等级的将军,距离“一人之下”尚有无数个台阶,但诗仙的话却没人敢当成笑话,也就免除了对这位校尉的刑罚。

李白目光如炬,此人就是后来的名将郭子仪,在安史之乱中挽救了唐朝的命运,是唐朝中后期的第一名将。后来,李白还专门写诗给郭子仪,叫《战城南》,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《从军行》——“百战沙场碎铁衣,城南已合数重围。突营射杀呼延将,独领残兵千骑回。”李白既然是诗仙,赞美的功夫自然也是一流。

后来李白获罪,郭子仪还冒着被皇上杀头的风险救了李白一命。 

唐朝与其它朝代有一个最大的不同,那就是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本身就是一员猛将,他最惯常的做法就是在两军对阵之时,自己亲率数百人杀入敌阵,先将敌阵冲个七零八落,然后是两军正式开打。李世民的做法比赵子龙的七进七出还牛X,赵将军一般只是在被敌人包围的时候才无奈使出这招,但李世民却几乎是在每次对阵之时都主动使用,即便对手有所防范也无所畏惧,其胆量和勇武精神确实非比寻常。《唐书》对太宗的勇武有专门的记载,“太宗讨刘黑闼。闼常于肥乡列阵,太宗亲率左右击之。有一突将,勇壮绝人,直冲太宗,刃将接,太宗以天策上将大箭射之,中心洞背,应弦而毙。遂传此箭于北蕃。突厥见而惊叹。又常轻骑近出,遇三骑皆贼中骁勇有名者,举枪而进。左右请避之,太宗不从,待其将至,连发三矢,相次皆毙。敌人慑气焉。”

像太宗如此智勇双全的开国皇帝在中外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,这就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,皇族非常自信。这与赵匡胤欺负孤儿寡母得到皇位之后的心态和做法截然不同。

既然皇族非常自信,就会给地方大员更大的权力便宜地处置地方事务,这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器的效率。唐朝实行府兵制,在全国共置有634个折冲府(地方驻军的兵营,每个折冲府的兵力是800至1500人不等),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,故军力是外轻内重,再加上唐初时期的太宗、高宗(武则天)都很英武,可以做到知人善任,保证了朝廷可以控制天下。

但到了玄宗时期,问题出现了。

随着太宗、高宗时期不断开疆拓土,先后平定了辽东、东、西突厥、吐谷浑等地区,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。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、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,唐玄宗于开元十年(722年)在边地设置了十个兵镇,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。此等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,而且因兼领按察使、安抚使、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、财政、人民户口、土地等大权,这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。

这样的节度使等于事实上的藩王。

到了天宝年间,节度使的权势继续壮大,由于守护边境的需要,边镇兵力达到了50万人。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,控制了现今山西、河北、辽宁等广阔地区,拥兵20万。相反,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,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。同时,玄宗后期已经失去了太宗、高宗的英武精神,十分昏庸,这就酿成了安史之乱。

安史之乱于755年12月爆发后,叛军立即攻占了河南等地,夺取了东都洛阳,随后兵锋直指长安,玄宗一看大事不妙,只好奔向蜀中避难,但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太子李亨却不愿意入蜀,而是北上灵武(下图),让今天的主角——郭子仪登上了大舞台。

755年底,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(治所灵州,现宁夏吴忠)奉诏讨伐,沿云中、太原进军,一路打到了常山(上图),常山就是现在大家很熟悉的河北正定,这里已经非常接近安禄山的老巢范阳(现在的北京、蓟州等地)。当时郭子仪建议皇帝,北取范阳,直捣叛军老巢,以减轻潼关之围。但玄宗不允,他老人家只想早日回长安,要求郭子仪回师关中。

此后,郭子仪屡立战功,至肃宗李亨即位时,郭子仪已经官拜兵部尚书。757年,郭子仪率军收复京师,使唐军威仪得以再度重现长安,随后又收复东都洛阳,以功加司徒,封代国公。

是郭子仪将肃宗迎回京师,延续了唐朝的国运,形容为国之柱石毫不为过。

郭子仪历事玄宗、肃宗、代宗、德宗四朝,封汾阳郡王,世称郭令公。《旧唐书》列传中对郭子仪评论称赞道:“权倾天下而朝不忌,功盖一代而主不疑,侈穷人欲而君子之不罪。富贵寿考,繁衍安泰,哀荣始终,人道之盛,此无缺焉。”意思是郭子仪这一生,简直是奇迹,权倾朝野却不受人猜忌,功高却不震主,而且还备受尊重信任,安享晚年。

真的是如此吗?

郭子仪一手挽救了唐朝的国运,已经不是功高震主那么简单,而是功高盖主,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功高盖主的武将能得以善终?

有人说这是郭子仪的情商高,会办事,所以得以善终。无论情商再高,当可以威胁到皇位之后,皇上也不可能手软,所以,这种说法是妇人之言。

是皇上不猜忌吗?当然也不是!柏杨老先生说:“郭子仪在历史上有崇高的地位,但几乎无人可比的,却不是他的战功,也不是他一身系国家安危,而是他虽然享尽世间荣华富贵,而仍能保住人头,不被砍掉,……,我们肯定郭子仪的功劳,以及对国家所作的努力,但史论家认为他:‘权势倾盖天下,中央并不猜忌;功劳超过当世,皇帝毫不怀疑;穷奢极侈,舆论却不抨击。’对读者简直是无耻的诈欺。郭子仪受猜忌、受怀疑,史不绝书,事实俱在……而刘昫、裴垍、宋祁之流竟公然扯谎,说没有这回事,把全中国人都当成白痴。”

可现在的问题来了,为何几代皇帝准许郭子仪功高盖主,虽然猜忌,却还要把郭子仪供起来?

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中说,“飞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”,为什么当“狡兔死”之后,一定要烹掉走狗哪?根源就在于,在家天下的文化体系之下,皇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,天下人的性命都系于他一人之手。那些建立了功勋和声望之人,时刻都可能取代皇上而自立,他们就成了皇上的敌人,类似郭子仪这样的武将自然要被烹掉——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没有例外的铁律。

但唐朝中期之后的皇帝,却已经没有了烹掉郭子仪的本钱,因为狡兔还在远方,他们时刻都在窥视着皇位。

安史之乱之前,地方节度使就有了高度的独立性,上马管军,下马管民,提起账本管钱,已经是事实上的藩王。他们之所以还听从朝廷的号令,只是担心朝廷大兵压境。虽然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,但朝廷的官军却并未抵达河北等地,只是后来见到叛军大势已去之后,各地节度使立即见风使舵,纷纷再次在名义上遵从了朝廷的号令。各地节度使经过数十年的经营,其职位已经实现了父子相继,兄弟传承,即位之后只需发布一道文书告诉皇上一声即可,其权势比传统的藩王还要高(在正常时期,新的藩王即位还需皇帝发诏书认证),同时,当地的军民已经数十年见不到唐朝的官军,只知有节度使而不知还有朝廷,让节度使的辖地成了独立王国。这其中的河北三镇(指的是河朔地区的范阳节度使,成德节度使、魏博节度使)不仅已经基本实现了独立,军事经济实力也足以与朝廷分庭抗礼。

这已经不是狡兔,而是一群狼,不仅已经在事实上实现了自立,而且时刻窥视着皇位。

如果唐朝随意杀戮郭子仪这样的武将,结果是什么?相当于鼓励各地的节度使赶快称帝,朝廷只能干瞪眼。

所以,唐朝的皇帝只能将郭子仪供起来,目的是威慑四方。

走狗之所以免死,不是皇帝不猜忌,也不是郭子仪的情商,而是因为狡兔还在远方。

敌我、敌我,何为敌我?作为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武将或臣下、属下,一旦将敌人彻底消灭,自己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。所以,敌人就不是敌人,而是自己的护身符。因此,司马懿尊诸葛亮为师友,是童叟无欺、如假包换的真心话,当诸葛亮这个“敌人”去世之后,司马懿的危机就真正到来了。而“狡兔”一直在远方,就让郭子仪可以安度余生。

司马懿、郭子仪是智慧的化身,阴阳、正反、敌我本是一体,又何必斩尽杀绝?一旦斩尽杀绝,自己也就陷入了危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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